也会对这些机构的声誉造成损失

2021-06-03 21:39

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根据中科院对3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发现这些经济体的增长方式还比较粗放,单位gdp能耗、原木消耗、物质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0%以上,单位gdp钢材消耗、水泥消耗、有色金属消耗、水耗、臭氧层消耗物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或2倍以上;另一方面,它们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其中有不少国家处于干旱、半干旱环境,森林覆盖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成本上升的趋势。要扭转这种趋势,不仅要依靠强有力的末端治理措施,还必须采用财税、绿色金融等手段从投融资前端改变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严格控制污染性投资。

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和地区累积投资达到1612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2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但是,随着中国海外投资迅速上升,中国海外投资机构面临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也在增加。这迫切需要我们将绿色金融要素融入到“一带一路”的投资中去,体现我国投资机构对“绿色化”的承诺。这些努力将有利于消解一些合作国的顾虑,维护我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提升我国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第一,推动“一带一路”绿色投资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投资机构的长期利益所在。

国际经验表明,信息披露是增强金融机构和跨国企业社会责任感,激励其避免污染性投资、加大绿色投资力度的有效措施。因此,相关的金融机构和投资企业都应充分披露环境信息,参与投资的金融机构还应该要求融资单位披露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以及为消除风险所采取的预防措施等。另外,还应该探索使用环境责任险等工具来帮助管理环境风险。

另外,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还应该实现环境友好型的采购、设计和施工管理。比如,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应该遵循 “绿色采购”原则,优先购买对环境负面影响较小的原材料、产品和服务,促进供应商环境行为的改善,从而对社会的绿色投资和消费起到推动作用。由于“一带一路”项目一般规模和金额较大,其绿色采购有可能扶植一批绿色产品和技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再如,在基础设施的项目设计方面,应该充分考虑项目寿命较长的特点,在设计阶段就关注低碳要求,否则建成后将很难改变高排放的状况。

各位嘉宾,绿色投资是世界各国推动经济向绿色转型的重要动力,而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则是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资于绿色产业的制度保障。几天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个方案首次明确了我国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我预计,未来的几年内将迎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的对外投资也将变得越来越绿色。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的时候提出中国可以与欧亚各国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此后又逐步形成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是投资,而对中国来说主要是对外投资。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对推动“一带一路”的绿色投资和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谈一些看法。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感谢主办单位和各位参会的嘉宾,并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在对外投资中关注和管理好环境风险也是我国对外投资机构本身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如果在投资中不注意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而给当地社区造成环境损害,不但会面临严重的法律风险,也会对这些机构的声誉造成损失,使得其难以持续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环境风险管理符合对外投资机构和东道国的共同利益。

赤道原则是金融机构管理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国际标准,已经被全球80多家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和出口信贷机构所采纳。我国金融机构和其他对外投资机构,应该借鉴赤道原则,遵循中国绿色信贷指引和当地的环境法规,积极主动地将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融入项目管理生命周期。

中国网财经9月25日讯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24日表示,随着中国海外投资迅速上升,迫切需要将绿色金融要素融入到“一带一路”的投资中去,这有利于消解一些合作国的顾虑,提升我国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从融资工具来看,除了传统的绿色信贷,对外投资机构和企业还应该积极探索发行绿色债券。绿色债券能够有效地提高中长期绿色项目的融资可获得性,降低其融资成本,并为机构投资者和其他民间资本提供参与绿色投资的渠道。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已经在通过发行绿色债券为绿色基础设施融资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可以在许多领域展开,以下我举几个例子。第一,应该通过经验、数据和分析工具的共享和国际交流,提升全球机构投资者对绿色投资的评估能力;第二,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应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机构披露环境信息,以强化资本市场向绿色产业配置资源的能力;第三,主要金融市场应该加强合作,争取建立更为一致的关于国际绿色债券的市场规则(包括界定与分类),为跨境绿色投资提供便利;第四,各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应该支持金融企业对所面临的环境风险进行压力测试,提升金融机构对污染性产业风险敞口的关注和对绿色产业的资产配置的偏好。

绿色投资和绿色发展不但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而且在国际上有十分明显的外部性。一个国家对排放的有效控制和环境的改善,可以通过缓解全球气候变暖、降低对其他国家的空气和水质量的外溢效应、减少通过国际贸易传播食品安全风险等渠道来帮助改善全球的环境质量。因此,各国携手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投资和经济的绿色转型是共赢互利的合作。另外,绿色金融对许多国家来说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许多相关的金融工具和产品在国际上还刚刚开始起步,制度建设上的经验也集中在不多的几个国家。因此,强化国际交流、分享发展绿色金融的国际经验应该成为未来国际合作中的重要内容。

马骏是在出席2015年欧亚经济论坛(西安)上作出上述发言。他指出,我国金融机构和其他对外投资机构,应该借鉴赤道原则,遵循中国绿色信贷指引和当地的环境法规。